从公司回家的路上，我看到了一位拉着架子车卖枣子的小贩。

    看着那红彤彤的枣子，我想起了童年的一些往事。 

    那时大概也只有七、八岁的光景，正是淘气的年龄。

     记得村口本家的大娘家院里有一棵古老的枣树，每到这个季节都会有密密麻麻的青枣挂满枝头。那时我们差不多大的一帮小孩，总是会趁大娘家里没人的时候偷偷的爬上树偷摘枣子，没熟的枣子虽然有股清苦的涩味，但那时我们仍然吃的津津有味。

    只是，枣子树上会有一种叫毛辣子的虫子，浑身长者毛刺。在树上待的久了，每每总是会被毛辣子扎得浑身痒痛难忍的红疙瘩。

    而多半在这个时侯，大娘总会及时的在树下出现。由于我不善爬树，每次在大家都迅速撤离的当口，我总是会被逮个正着。

    记得大娘每次抓到我也并不生气，总是会把我拉进屋里，用毛巾沾了冰冰的井水敷在我被扎得红痒的皮肤上，很快，那些疙瘩就很神奇的消下去了。大娘总拍着我的头说：“不是不让你们摘，只是枣子还没熟，等熟了大娘让你门吃个够。”

    终于等到枣子熟了 ，红红的挂在枝头，煞是好看。连过往的路人都会忍不住驻足观望，希望能幸运随风凋落下来几颗来尝尝鲜。大娘说话也总是算数的，每次打枣总会为我门每人都专门留上一份。

    那时的记忆里，大娘是个慈祥温和的人，经常会见她静静坐在大枣树下做着仿佛永远也作不完的针线活。

    后来，在我小学毕业那一年，我们家也搬到了城镇里，以后也很少回去。每到枣子熟的时候，她还总不忘了托人为我捎来新打的枣子。偶尔回去时还总会看到静静坐在大枣树下做针线活的大娘，颤巍巍的站起来迎接我。

    记忆里，仿佛大娘总是和那棵老枣树有着撇不清的联系。再后来，我到外地去上学了，基本上和老家断了联系。去年过年回家，我专程回了趟老家看大娘，这时大娘还住在枣树下的那间小屋里，只是眼睛已经看不见了，身体也不好了，听说躺在床上翻个身都已经很困难了，可是那天我一张口她还是认出了我，显得很兴奋，挣扎着坐起身和我说话……

    今年立春的时候，妈妈打来电话说大娘去了。

    伤心之余，我也终于听说了大娘和那棵枣树的秘密。原来大娘15岁那年到我家做了童养媳，她比大伯大了整整6岁。后来，在她为大伯生下第4个孩子后，文革开始了，大伯被扣上了“右派”的帽子，为了表示决心，大娘被迫带着孩子也一起参加了对大伯批斗，后来大伯终于不堪压力，一声不响的连夜逃走了，从此再也没了联系。而那棵枣树就是在大伯走后那年，大娘亲手种上的，因为大伯从小就喜欢吃枣子。可是很多年过去了，当年的小苗已经长成了参天大树了，大伯“右派”的帽子也被平掉了，可是，大伯却还是没有回来。后来，听有人说大伯去了台湾，有的说是去了新疆……

    那些年，大娘每天都拿着针线筐在门前的那棵枣树下默默的等。几年、几十年过去了，等得青丝变了白发，而那人依然好无音讯。听妈妈说，大娘下葬的时候，随葬的有一堆干瘪的红枣。听说那是大娘一年一年为大伯选留下来的。

    有时，我会想，这么多年来，大娘这么执着等的究竟是什么呢？她和大伯之间会有着怎样的情感呢？

    也许，也只有那棵和大娘朝夕相伴的老枣树才会知道答案。